当文化产业导入历史街区，需要谁的参与？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北京旧城街区日渐衰败，表现为危旧房较多，建筑和设施等老化落后，卫生环境差，人口压力较大，居民趋向老龄化。为了解决街区衰败问题，一大批危旧房屋、建筑被拆除重建，道路被拓宽。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等政策，催生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传统的街区建筑被大面积推倒，大量商业建筑涌现。

与此同时，“胡同游”兴起。由于历史街区的文化价值较高，一批以文化旅游、文化商业为主要业态的文化产业开始在历史街区兴起，使得街区的生活圈与文化圈相叠加，其空间功能趋向复合。于此，历史街区成为既是文化产业发展的物质空间，也是以居民生活为主的城市文化空间。而由文化产业形成的艺术空间，也成为社区居民聚集的活动场所，有助于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

文化产业导入历史街区，使原有的生活功能区增加了文化生产功能。生产关系的引进，使原有的以居住和生活交往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产生了更为丰富的结构。同时，历史街区也为文化产业提供了一种融合生产、消费和居住群体在内的发展环境。因此，对于街区相关群体的剖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文化产业的现状和发展策略。

北京历史街区文化业态有哪些？

文化产业盘活历史街区的闲置和破败空间，提升土地的利用价值和附加值，实现空间的有效再生。物质更新的客观诉求，吸引了一批创意阶层入驻和集聚。政府对城市文化经济的重视，也推动了创意阶层的集聚和发展（表1）。

通过街区物质空间的再生产和文化业态的引入，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历史街区的产业活力，带动了文化消费。

1文化生产型业态

街区建筑承载文化产品的创作和生产功能。街区工厂由于空间设施较为完整，易于被改造成生产创作型园区。方家胡同46号引进剧场、演艺公司、影视制作公司、设计公司、创意工作室等文化企业。人民美术印刷厂改建的人民美术工程，在保留在原有工厂建筑形态的基础上，吸引一批建筑设计、服装设计、动漫游戏企业的进驻。

2文化商业型业态

这一类主要保留一定的特色建筑以凸显文化内涵，其他建筑用来开展文化商品的零售业务。大多历史街区都进驻了文化商铺，销售地方特色的商品、创意商品，包括一些店铺提供地方特色餐饮等，例如杨梅竹斜街（图1）、南锣鼓巷等街道售卖北京特色的兔儿爷和泥人张工艺品（图2）。

图1 杨梅竹斜街街景

图2 老北京兔儿爷店

3文化活动型

旨在宣传街区、吸引人流，搭建社会、居民和业界人士的交流、合作平台。北京国际设计周联合大栅栏街区举办“大栅栏新街景”设计之旅，吸引多个建筑设计师、在地居民和商家共同参与街区的创意改造计划。设计师可以选择与当地居民合作，进行住宅的创意设计和功能改造；通过公共装置和小品的设计，增加空间共享功能。活动中的部分设计项目，作为永久装置落户街区。

4文化旅游型

历史街区的特殊之处在于，其空间环境本身就是具有文化特质的旅游产品，因此以上提到的文化生产、文化商业和文化活动类型，都可以触发文化旅游业态。这类街区个体工商户数量较多，主要从事服装、工艺品、创意商品的零售业务，以及提供酒吧、咖啡厅、餐饮、住宿等商业服务。街区的文化特色使之成为城市文化旅游的重要目的地之一，商业服务也随之繁荣。

历史街区的文化产业发展需要谁的参与？

文化产业发展要关注城市中的个体发展，及其与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关系。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行既定的目标”。社会资本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群体和群体之间，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获得。

历史街区空间功能的重构，使社会问题日趋空间化，文化产业在塑造新的城市空间时，也将相应地创意阶层、个人、社区等社会组织和关系带入其中。历史街区改造牵涉政府、企业、居民等多个利益主体，相应的参与机制也得到了发展。历史街区文化产业参与主体主要有以下几类，并呈现出角色复合性的特点。

1居民群体参与产业经营

居民作为街区建筑的产权方之一，使用空间用于文化产业经营，或者转移开发和经营权，出租房屋给文化企业和个人。原住民主要经营基础生活服务类业态，例如餐饮、超市等。

当地居民是历史街区内独特而不可或缺的风景，同时亦是店铺的客源之一，一些店铺也雇佣了当地居民成为店员。产业的引入，为社区居民提供了参与发展的机会，从而形成了马歇尔产业氛围所强调的外部性和公共利益，有利于创新和交往。

2创意阶层成为新的社会群体

本文将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群体统称为创意阶层，包括了从事相关工作的企业、团体和个人。这个群体是街区文化创意的生力军，吸引居民参与文化创作和产业经营。

街区建筑的租户构成了主要的创意阶层，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满足特色消费、旅游消费的需求。创意阶层通过改造街区建筑，置换街区空间的使用功能；通过提供产品和服务，为街区营造了更具活力的创意氛围和文化空间。一些街区还成立了商业协会，例如南锣鼓巷商会成立于2005年，是南锣鼓巷商户的自治性组织。街道对其进行组织、资金、管理和人员等方面的支持，现在成为东城区工商联的下属分会。

3政府参与空间收集和基础建设

政府作为城市规划的决策主体，主要参与街区的文化保护、基础设施建设修复和产业引导，通过空间置换政策，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环境。随着中央政府行政管理权的下放，地方政府掌握资源开发权、规划管理权，并逐渐引入市场机制，组建专门的管理团队和运营公司，吸纳专业人才。通过与街区居民签订协议的方式腾退建筑，安置房屋，给予货币补偿，实现产权转移（表2）。

广安控股是在原宣武区国资委主导下北京广安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安控股），于2010年7月正式挂牌成立。其子公司北京市大栅栏投资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实施大栅栏历史街区的改造修缮，杨梅竹斜街从2011—2016年，1700户居民已腾退600余户。

此外，政府还注意对核心业态的引导，杨梅竹斜街运营方明确指出，商户入驻标准包括“要认同有机更新的理念，有独特的吸引力和带动性，有自己的文化内涵，要符合这条街巷的建筑特点，尊重当地的生活形态，并能够与原住民友好相处等”。

南锣鼓巷地区实施业态优化补偿政策， 即通过置换、调整、更新、招商等方式，鼓励符合街区定位的商务休闲、文化旅游、艺术品交易、文化创意等行业入住，并对支持产业给予一年不超过1万元的资金扶持。

4社会组织参与产业规划

由业界专家、科研团队、社会组织等组成的社会力量，以中立角色参与街区的保护、规划、咨询工作，成为街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智库和沟通桥梁。北京南锣鼓巷、杨梅竹斜街，台北大稻埕、剥皮寮等街区的文化产业规划编制和开发，都通过社会力量，架起了政府、企业和居民的沟通平台。大栅栏跨界中心（Dashilar platform）是政府、建筑设计师和居民的互动交流平台，通过“大栅栏领航员项目”，向业界专家、学者和研究机构征集实际问题的改造方案。

街区社会关系有怎样的变化？

1社区强关系的减弱

2014年一组关于大栅栏地区的数据资料显示，在对20462人（占总体的81.1%）的年龄进行分组统计，大栅栏地区常住人口平均年龄为46.5岁。本地人的平均年龄是52.5岁，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20.1%，30～44岁人口数量约占14.3%。

外来流动人口平均年龄是37.4岁，主要集中在20～49岁，占流动人口的80.8%，其中，25～29岁的人数最多，占18.7%。65岁以上的老人和14岁以下的儿童所占比例都很低，分别仅为流动人口总数的2%左右。大栅栏地区社区人口体现了原住居民的老龄化和外地人的年轻化。原住民的下一代大多搬迁，完成街区社会关系代际更新的，多是外来的年轻人。

历史街区是日常生活空间和交往空间。街区居民进行日常的食住行活动，构成了街区主要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网络。街区文化产业发展，将融合生产、生活和交往等综合功能的街区演变为边界更为分明的区域。社会生活空间被占用，居民很难在产业区进行社会交流活动。一些街区产业，以大规模的居民腾退迁出，出让建筑方式进行发展，社区的强关系受到影响。无论是社会交往空间的占用，还是居民的退出，都导致了社会交往网络的破坏。

街区多样性的社会结构，缺乏居民的有效参与，以生活文化、市井文化为载体的城市特色受到影响。这种产业开发方式，只注重将街区建筑和特色文化元素作为产业的内容，却忽视了文化风貌的重要性，导致街区文化产业的地域特色和活力受损。

2社区异质性的增强

由艺术家、设计师、文化企业/商铺经营者等组成的创意阶层成为街区的新群体。这一群体从事文化产业生产和服务活动，其中一部分人成为街区的居民，形成新的邻里关系，社区网络的异质性加强。

从业人员普遍喜欢新潮、宽松、自由的生活氛围和节奏，与传统的街区生活形成对比，既带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也给街区的社会环境带来变化。以游客为主要群体的外来消费者，既是文化产品或服务消费的主体，带来最新的消费需求趋势；同时又融入了城市创意氛围，是文化空间的一部分。

如何以“社区+”发展历史街区文化产业？

街区是城市人际交往的重要空间和介质。历史街区文化产业的各个节点，都离不开社区群体的参与。街区社会网络影响下的文化产业，需要构建一种围绕社区展开的多主体参与、“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参与机制，最大限度地解决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保障多主体参与和意见表达，形成发展共识和高度的身份认同。

1鼓励社区参与创业

社区是街区的自组织形式。社会网络的构建和参与，不仅是社会稳定和文化延续的必要手段，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产业元素，这在街区表现的尤为明显。把居民留下来，是“在地”产业需要完成的目标之一。

一方面，通过从业培训和社区学习等方式，培育社区创意人才，激活社区劳动力，满足产业发展的需要。街区居民的参与是一种社区创业的形式，居民群体从而有了多重身份，街区既可以满足居住功能，同时还能够满足创业和生产功能。

另一方面，通过广泛的社区宣传和教育，普及街区文化保护和创新意识，营造良好的社区人文环境，提升认同，重建和复兴街区文化。培育居民的主人翁意识和参与意识，确保居民在街区产业规划、设施建设、文化保护方面的参与权和自治机制，表达和实现自身利益，解决产业发展和原住居民生活的矛盾。

2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建设

借助社会专业的经营管理和技术优势，参与街区改造和运营。社会组织作为第三部门，以中立的角色参与主体对话，与居民、政府、创意阶层形成互动，实现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财力资本的聚集。社会组织参与产业规划和评估，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如业界专家、科研团队组成的专家团体和协会。

在改造规范上，进一步推动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认定工作。社会财力资本进入街区更新，可以缓解政府进行产业环境建设和经营管理的财政支出。基金会参与街区改造，是国外街区主体参与的一种常见方式，有利于吸纳资本参与产业发展。

1999年，台北市都市发展局与台北市建筑师工会合作，设立“社区规划师”一职，可以说是台湾历史街区参与机制的亮点。具有丰富的社区工作并且了解城市规划的专业人才扎根社区，以深入了解社会。

3完善权属转移制度

政府通过“腾退”或者“容积转移”的方式获得空间，并主导空间改造，为后续社会力量参与改造和产业发展，提供样板示范。政府部门可以通过产权及开发利益的转移，节省基础建设的资金投入；原产权方可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开发和经营者可获得更高的开发利益。大陆可以借鉴台湾都市更新计划获取空间的方式，完善政府角色主导的街区文化产业发展：

① 政府通过容积转移政策，获得房屋建筑；

② 向房屋主管部门寻求尚处闲置状态的公有建筑；

③ 由社会力量改造将尚未纳入城市更新计划的闲置建筑。

建筑产权方对街区内的历史建筑物进行修护，更新改造部门针对其建筑以“容积转移”的方式进行补偿，即对应容积率，将原来本应属于这片基地的楼地板面积，移转到城市的其他建筑基地上。明确容积转移的必备条件，在经过专家认定的建筑保存前提下原产权方才能获得扶持奖励。

　结语　

历史街区提供了居民、创意阶层、政府等多个群体在内的综合环境，体现了城市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价值的作用。发展历史街区的文化产业，需要明确公众参与和空间的关系，促进以社区所形成的地缘共同体发展，最大限度地保障各主体方的权益，实现多赢。

本文已获得《遗产与保护研究》杂志授权，改编自《北京历史街区文化产业的参与群体研究》，原文刊载于《遗产与保护研究》杂志2017年第4期。作者：张芃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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